王菀之

　　“能躲在車裡，就不下車幹活”
　　——2013 一個基層城管的自白
　　“沒什麼事情發生，反而比往年過得都舒心。”回顧過去的2013年，武穆總結為“平淡無奇”。
　　即便是講述年初被小販拳擊在地的故事，武穆也沒覺得有什麼“色彩”可言——做城管六年的光景，這些都是家常便飯，“算不上變化。”
　　如果非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武穆自嘲地說，也許是身體變差了：“因為我想開了，能躲在車裡，就不下車幹活……”
　　衝突多了 心態平了——

　　“被打了，又有機會在家歇著了”
　　武穆當上城管，已經是2007年的事，再過幾個月，他的城管生涯將滿七年。即便如此，武穆在城管隊內也算不上“老員工”，對比眾多四五十歲的同僚，武穆頂多算是剛擺脫“新人”頭銜。
　　換過幾次部門，武穆卻從來沒有升過職，每天出門巡邏，是他的主要工作，原先是定點查攤，如今是處理舉報，都跟街頭執法擺脫不了干係。
　　“剛來城管隊的幾年，我是隊里有名的‘傻子’，總希望能在無照小販和嚴格執法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甚至讓小販主動離開。”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武穆比其他同事更願意與小販接觸。可惜接觸沒有帶來什麼好的結果，武穆與小販們打了一年多的“游擊”，卻沒有一個無照小販達到武穆心中的“平衡點”。
　　“找平衡”帶來的是武穆未曾料想的衝突，2010年，武穆第一次在執法過程中被小販打倒在地，被打飛的眼鏡在地上摔成了兩半，“我至今還記得當時小販嘴裡喊著，‘城管打人啦’。”
　　“那時我還很委屈，尤其是挨了打，警察來介入的時候，卻說我們這是民事糾紛。如果警察執法過程中被打了，這能算民事糾紛麽？”只不過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回想過去兩年，武穆與小販爭執乃至動手，就發生了三次。
　　在他眼中，動手不意味著就是暴力執法，但這是城管無法迴避的問題：“小販不聽勸阻，我們就要查抄，我查抄他不可能乖乖給我，一來二去就會撕扯起來，在老百姓眼中，這就已經是暴力執法了。”
　　而武穆表示，自己的底線是不會主動攻擊對方，尤其是在“城管打人”成為熱點事件後，“挨打就跑，然後報警，警察一來，反而事情就好解決了。”
　　2013年初，武穆再次在執法中被打，為了搶奪小販手中販賣的線香，武穆被一拳打倒在地：“事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我多委屈，而是我又有機會名正言順地在家歇著了……”
　　暴力少了 形象差了——

　　執法歸來，車門把手被人吐了痰
　　雖然執法中衝突不斷，但在武穆看來，真正的“暴力執法”卻越來越少。
　　“一方面，執法人員的素質和管理在提升；另一方面，消極怠工的情緒越來越嚴重了。”武穆笑稱過去一年中，自己的身體素質有了明顯下降，因為每逢出車巡邏，他就和同事找個僻靜地方休息，“我想開了，費力不討好的事還是少乾。”
　　與武穆想法相似的城管隊員很多，而這種執法思維的轉變，還要從李志強案說起。
　　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澱區城管監察大隊執法人員來到北京科貿電子商城北側查抄時，發現商販崔英傑無照經營，城管隊員將其三輪車罰沒。執法人員準備撤離現場時，崔英傑突然上前舉刀猛刺海澱區城管監察大隊海澱分隊副隊長李志強的頸部，當日18時，李志強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李志強的死，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來第一起因公殉職的案件，即便7年之後，仍然是許多老城管討論的話題：“在此之前，很多城管執法的方式跟‘打砸搶’無異，但那之後，柔性執法這個說法就開始出現了。”
　　2008年11月，一名散髮小廣告的少年在城管追逐下，跳下筒子河身亡。這一事件再次引發公眾對於城管的質疑。據媒體報道，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有部分城管選擇消極應對，乾脆不下車執法，“不執法自然就不會出現這種事情。但如果不執法，一條大街一天時間沒準就出現幾千個小廣告，這個問題又怎麼解決？”
　　不管是城管打人還是城管被打，在公眾傳播中的城管，幾乎都是“負能量”圍繞。尤其在延安城管雙腳飛踩被執法者頭部的視頻上線後，城管的形象降到冰點。普通執法都會被圍觀群眾指責，已經成為常態。
　　私底下，城管們討論更多的，並非“該不該”的問題，而是“值不值”。武穆身邊的朋友也常常勸他，工作時不要過於較真，得過且過就行，還有朋友專門給他傳了湖北城管在執法時被村民用鋤頭砸死的視頻：“事情就發生在今年3月，視頻挺嚇人的，讓我們看來就是一次挺普通的執法，毫無徵兆下就一鋤頭把人打死了。”
　　“所有人都在討論這個不該做，那個不該做，但很少有人能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議。”雖然暴力執法越來越少，但城管隊員的執法形象卻每況愈下，幾次執法歸來，武穆都發現執法車的車門把手被人吐了痰，更有甚者，有人將裝著不明液體的避孕套掛在執法車的反光鏡上：“從來沒有抓到過現行，但誰都明白，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取證多了 態度正了——

　　“甭管有事沒事，相機都先拍著”
　　如果說2013年一系列城管事件給了城管什麼正面影響的話，那麼就是如今執法中，武穆的同事們更重視取證的重要性。
　　“許多城管事件如今都是靠照片或者視頻曝光出來，這種形式就出現一個問題，很少有執法一開始的影像。所以大家不知道為什麼會打起來，沒有前因，就只能得出城管凶狠的印象。”2013年6月，西城區展覽路城管分隊隊員在動物園附近查抄無照商販時發生爭執，城管隊員及保安遭到商販謾罵毆打，執法過程視頻公開後，輿論罕見地倒向城管執法一方，“說白了，就是大家看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很多問題就能夠解釋清楚。”
　　而就在展覽路分隊城管被打事件不久，一場發生在什剎海的執法爭執，再次證明執法取證的重要性——一位父親攜帶孩子“練攤”與執法者發生爭執並各執一詞，整個事件沒有直接證據，讓案情變得撲朔迷離：“以往執法，總是爭執發生後才開始錄像取證，這時候取證已經沒什麼意義了。這兩件事發生後，大家執法都開始註意，甭管有事沒事都先拍著，萬一有了爭執，誰是誰非都好解釋。”
　　當然也有副作用——在旁觀者看來，舉著攝像機取證的城管隊員，有時反而成了“荒謬”的存在——其他人都裹身爭執中，卻有一人穿著制服，置身事外：“這就是視角不同了，你既可以認為這是好的開端，也可以認為城管在推卸責任。”
　　拆違多了 效率高了——

　　“數百職能中，拆違的形象最光輝”
　　2013後半年，武穆的工作開始發生變化，拆除違建，成了城管隊一項重要工作。
　　從某種程度上，這對於武穆算是一件好事——在城管負責的數百項職能中，拆除違建的形象可謂最為“光輝”：“除了蓋違建的，沒有誰不支持拆違，這與查抄小商販相差很大。”
　　實際上，拆除違建在2012年就成為城管的一項主要工作，2013年3月北京市召開“生態文明和城鄉環境建設動員大會”後，“拆違”更是迅速加碼。8月，人濟山莊“最牛違建”曝光，再次加快了全市拆違的腳步。
　　“我不是拆違組成員，但拆的項目大時，我們都要去現場。按我們的話，就是去站腳助威，加油鼓氣的。”武穆介紹，拆違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除了社會認可程度大外，與其他部門聯合執法不無關係。由於拆違涉及法院、公安等多個部門，其執法力度，遠超城管一家之所能：“真到拆的時候，也不用城管動手，全是雇來的施工隊。”
　　“從拆違就能看出來，其他部門的‘威力’，比城管可大多了。”就在12月中旬，武穆開始對某通信公司張貼小廣告的行為做出查處，在以往多次查處無效的情況下，武穆也體會到了“聯合其他部門”的威力，“城管怎麼罰都不管用，但這次我們聯合了工商部門，要取消企業明年的經營權，一下就管用了。”
　　現實正是如此弔詭，其他部門“一管就靈”的事情，恰恰都是在十幾年前城管成立時，由各個行政管理部門劃分給城管部門的——按照彼時的說法，這種行政管理職能的轉移，是為解決“幾個大檐帽管一個破草帽”的尷尬。
　　“結果整合了十幾年，我們城管這頂‘大檐帽’，卻是最弱的一頂。”武穆坦言，城管看似變化不少，但實質沒變，正如他的六年城管生涯：“從想解決矛盾，到逃避矛盾。”    
　　(文中武穆為化名)
　　主筆 吳楠
　　插圖 宋溪
 
（編輯：SN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