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菀之

　　5月1日起，根據國家衛計委要求，患者住進二級以上醫院要與醫生簽訂拒收紅包協議。北京青年報記者瞭解到，全市率先試水簽署醫患“不收不送紅包協議書”的煤炭總醫院已經滿50天，在醫生自願的前提下，簽約承諾率只達到六成，有四成醫生沒有主動“買賬”，還有不少醫生對此新政抱有抵觸情緒。（4月29日《北京青年報》）
　　四成醫生對“拒收紅包協議”不“買賬”，其情可解，簽協議本身就是一種“有罪推定”思維，對醫生的心理是一種傷害，也有辱白衣天使尊嚴。但有醫生拒簽協議的理由是“醫生工資太低”，這就很耐人尋味。一方面，這本身就是一種暗示：雖然不能說這些醫生心中有鬼，但收紅包現象的確存在，如果簽了，就等於給自己套了個籠頭，必然影響“錢途”；另一方面也說明，醫生的工資過低，難以體面生活。
　　這當然不是收紅包的理由。因為收入如何是分配製度問題，而收紅包卻是一個醫生的醫德出問題，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一旦以非法形式以達到“體內不足體外補”，性質就徹底變了。尤其在醫患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醫生作為相對強勢一方，更該做出努力。既然收紅包現象客觀存在，並且飽受詬病，那麼，用一種雙方都信得過的方式亮明態度，實屬必要。這既是對法律的響應與認同，也是一種表決心性質的姿態，適當的退讓更能體現出醫生“身正影不斜”的高風亮節。
　　但現在的問題，不是簽不簽這個協議，而是簽訂之後，收紅包現象能否得到根治。儘管根治顯然不現實，但作用則是無疑的。這不僅已在這家醫院見證效果，而且在主客觀上也有依據。客觀上，協議本就是一種契約關係，一旦簽訂，對主客體必然產生約束功能。而從主觀而言，這就好比在醫生身上放置了一個警鐘，無時不刻在提醒和震懾自己，僥幸和違約成本增大，自然選擇剋制。當然也有例外。因為患者塞紅包的目的只有一個，為求心安。只要沒有醫患糾紛產生，患者站出來揭發就幾無可能。如果不舉不究，簽了協議就跟沒簽毫無區別。
　　顯然，簽“拒收紅包協議”的關鍵是看執行和落實如何，而這需要一個有效的監管機制，要能突破“周瑜跟黃蓋”的關係。還有，一旦不塞紅包了，醫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怠慢病人、開大處方等這些這患者的心病如何除疑，也是個問題。不能防了紅包，忘了防“過度醫療”。但如果僅僅公佈本醫院領導的電話，就成了自家人監督自家人，效果也很令人懷疑。另外，一些特殊情況也要考慮。比如，醫生出於安慰病人的善意暫收紅包行為，可設立一個主動上交的緩衝期，並有配套激勵措施，這既避免可能出現“冤假錯案”，也防止有人將“暫時保管”變成“永久占有”。
　　醫生收紅包既是醫德缺失，更嚴重影響醫患關係，必須遏止，但我們更要正視“拒簽紅包協議”背面的那一張張患上“尊嚴饑渴症”的委屈的臉。而要治好這個病，只有從制度層面著手，進一步抓好醫改，讓醫生擺脫寒酸、不體面的現狀。試想，如果醫生都能靠技術吃飯，多勞多得，優績優酬，尊嚴有了，誰還會冒風險乾傻事？
　　文/晴川　　（原標題：拒簽“紅包協議”背後是“尊嚴饑渴”）